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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名: 千萬別相信法院
作者: 菊水軒	日期: 2008.09.21　　天氣: 　心情:

文 / 法治時報

三、東方的法庭

透過法院與陪審團的「公開」審判，耶穌、蘇格拉底都判了死刑，這是西方的審判與結果。
東方的呢？

翻開史記，兩則「審判」的歷史故事，告訴了我們，東方的審判，是當權者底下技術官僚的「遊樂場」，啟動的銅板，則是人性的玩弄與官僚的歪理。

李斯，秦始皇打天下的重要功臣，秦始皇先是拜李斯為長吏，沒多久，又拜李斯為客卿。

秦始皇聽了李斯之策，用「黑金」兩手策略，一手拿錢買通，一手用黑道暴力伺候，到各地諸侯轄下威脅利誘「名士」，為其陰通獻策。

「聽其計，陰遣謀士齏持金玉以遊說諸侯，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，厚遺結之，不肯者，利劍刺之」。史記所記載的這一段文字，可以證明，秦始皇與李斯二人聯手的「黑金」政策。

李斯的計謀，秦王大為受用。李斯對秦王的重要性，一直到統一六國後，「明法度，定律令」、「同文書，治離宮別館，用編天下」、「巡狩，外攘內夷」等一大堆的大規模重大施政，李斯都參與並扮演重要角色，是以司馬遷形容：「斯皆有力焉」。

這麼重要的建國功臣，在始皇死後，二世繼位，在與趙高權力鬥爭中，慘遭落敗。落敗的李斯，被趙高抓拿下獄，關在牢中，指其陰謀造反，李斯還很天真地希望「二世」能寐而赦之，所以，拼命寫「狀子」，希望皇上能念在他過去的功勳，饒他一命。

趙高等人，根本不讓李斯的「狀子」送到皇上手中，趙高很不以為然地說﹕「囚安得上書」。（台灣今日的司法，囚犯被告是可以上書狀給法官的，只不過，很多法官都不太用心看，隨便 “附卷”了事）

接下來，是最精彩的一段「審判」過程，趙高為了逼李斯「坦白招供」，使出了「假開庭、真刑求」的狠招。

趙高先後派遣十多人，分別假冒「御史」、「謁者」、「侍中」，反覆對李斯進行開庭審問。

李斯每每不疑有詐，把想陳述的冤屈、受枉、曲抑，一古腦地全傾吐出來，一再強調，他絕無造反的心。

　李斯每次只要一向「庭上」說明冤情，「庭上」立刻露出「真面目」，「審判」是假的，趙高派來的心腹，想把李斯打到不敢說實情，那才是真的。

趙高派來的心腹，假冒「庭上」，不容李斯說真話。

假「庭上」，一再下真毒手，每次一頓毒打，就是想狠狠教訓李斯，別笨到想向「皇上」告狀，想對「皇上」申冤。

　李斯一再地受毒打與羞辱，再笨的人也會學乖，於是，他再也不說「實話」，反而是「自誣」一番，以便省去一頓毒打。

　趙高利用「假開庭，真毒打」的手段，把李斯打得七暈八素之後，終於，深信李斯不敢再向皇帝討公道，不敢再說他是「冤枉的」，不敢再辯白自己沒有「造反」的心。

　李斯通過趙高的考驗之後，趙高很開心地跑去告訴皇帝，李斯自己本人坦白招供，他想造反！

　皇帝半信半疑，派出自己的親信，由親信親自開庭過堂，提訊李斯本人。

皇帝親信親自開庭，一驗明正身之後，即直接切入主題，問李斯有無造反之心，李斯一看，「誤以為」又是趙高的心腹，不知是決定自己生死的「關鍵筆錄」，乃為了逃一頓毒打，遂自己誣告自己「想造反」！

皇帝的親信帶回李斯本人的「庭訊」，皇帝高興得不得了，一直誇獎趙高，感激趙高，若不是趙高，他就給李斯「出賣」了！

司法審判史上，像趙高這般反覆利用「假開庭，真刑求」，來迫使當事人放棄「真相」的手段，是中國人的智慧高度表現。

按，台灣現行的司法，此一手法還是存在的，有心想替當事人開罪的法官，會一再地利用「開庭」，來騷擾事件中的重要證人，為了取得某些「關鍵證詞」或是讓證人「翻供」，法官會一再傳喚證人或當事人，一再重複一樣地問題，非取得他要的答案不可。

這種手法，其實，在刑事訴訟法中是不許可的，該法一百九十之條文明文規定。

問題是：中華民國的法官，一向不遵守刑事訴訟法，而且，最可怕的是，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法官，完全「無法可管」。

法官為了替當事人開罪或解套，一再地傳喚證人，這種「假開庭，真套招」，其精神上是直追一千多年前趙高害死李斯的手法。

再說，該禁止條文是說：陳述明確，別無訊問之必要時，才不得再傳。

法官大人腦筋不明確，想再聽廳陳述，誰曰不宜！

李斯審判的過程，以「假開庭，真毒打」的手法，來折騰李斯，讓他不敢說真話，這是歷史上罕見的手法。

另外，漢朝周亞夫的審判事件，也值得一提。當時周亞夫買了五百具甲楯，準備作為陪喪用，不料，卻被誣為陰謀造反。當時審判者存心冤枉周亞大的對話，千古傳頌，周亞夫買了甲楯，是要用來陪葬，沒想到，審判者竟然指他，這些武器不是用來「地上造反」，也是要用來「地下造反」！

氣得周亞夫含冤莫白，百口莫辯，嘔血而死。

　根據漢書上記載：「廷尉責問曰：『君侯欲反何？』亞夫曰：『臣所買器，乃喪器也，何謂反乎？』吏曰：『君縱不欲反地上，即欲反地下耳』吏侵之益急。初，吏捕亞夫，亞夫欲自殺，其夫人止之，已故不得死，遂入廷尉，因不食五日，歐血而死。國絕。」

　對周亞夫而言，五百具甲楯是「喪器」，是不爭的事實；但打從審判者的心裡，卻始終認定為「造反之具」。因此，即使是「喪器」，也會被解釋成「欲反地下耳」！

　幾千年後的今日，這個現象仍普遍的存在著，尤其是殺人未遂案件。若是法官主觀認定其故意殺人，會說「茍無殺人之心，何必連砍十幾刀？」，因而判定其殺人；反之，若是法官認定其無殺人之心，會說「茍有殺人致死之心，豈有連殺十幾刀不死之疑？」，因而認定非故意殺人。

　又，前些日子，有件通姦案件。同樣的情形，一審判無罪，認為「不能僅憑其孤男寡女在一室，就認定他們必有通姦之事」。但，二審認為，「茍無通姦之事，何必孤男寡女共處一室？」。

這裡，明顯違反刑法「罪行法定」原則。有多少證據，辦多少事。審判者不應在事實未釐清前，枉下斷語。明明是「喪器」，卻認定是「造反之具」；連砍數十刀，需先了解動刀的動機，是否刀刀命中要害，執意置人於死地？情殺、財殺、仇殺，還是單純的酒醉鬧事，都是必須深入了解的。

　當時設立「審判公開」，其基本精神是「心證公開」。當法官「心證公開」，被告才能就其心證進行攻防。當法官公開審判，認定被告殺人，應一併將認定原因，公開說明。如此一來，雙方才能針對疑點，進行反駁與解釋，使得真理越辯越明。

　雖然昔日周亞夫事件，令人感到荒謬。至少，當時的審判者，將其心證開誠佈公。反觀，今日多數的法官，不僅心證不公開，還以突擊式的判決，使得雙方當事人，沒有攻防、接近事實的機會及空間。

　而法官論罪判處，不應以「反問句」的方式來進行，例如：「如果歹徒不是你，那還有誰？」、「這三千萬元，若不是回扣，那會是什麼錢？」。審判者必須明確的抓到證據，由法則去證明。即使我們從西方引進刑法、刑事訴訟法、罪行法定主義等等。但，幾千年來，從我國的起訴書、審判書中，「反問句」的方式，仍隨處可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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